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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阅读
词或辞,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曲子词、诗馀、长短句、乐府。始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起源
词的起源和发展,词开始出现,是在中国的唐代。更精确一点,是在中国初唐时期。伴随着当时“胡乐”传入,“燕乐”大盛,词也逐渐脱离传统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成为一门独立的诗歌艺术。
源头
词本身就包含多种源头的特点,词的源头并不唯一。有说法是由于唐诗的发展已趋成熟,在当时也将一些歌辞,被之管弦,后来经转移演化,因唐诗的歌唱,以及文人为增加创作的趣味性,将原本对偶工丽,句法型式规律的唐人诗歌,慢慢增损字句,再把整齐的句法摊破,词便因此而正式产生了,溯流应在盛唐中唐之间。顾起纶曰:“唐人作长短句乃古乐府之滥觞也,李白首倡忆秦娥凄椀流丽,颇真其妙,世传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乐等,亦有以太白时,尚无词体,是后人依托者,或以菩萨蛮为温飞卿作,然湘山野录谓魏泰辅得古风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萨蛮是太白作,则流传亦已久矣。”(汪中注译。宋词三百首。三民书局出版。1981)
词的演化发展轨迹,就总体而言,大致如学者所说:“勾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
别称
原称“曲子词”,因为可以合乐演奏,又称“乐府”。文句长短不一,又称“长短句”,宋人已有此称。在说明诗歌的演变或发展的过程中,多以词为诗的余绪,或诗的下一阶。故又称词为“诗余”。
兴起原因
词的兴起源于文学发展的趋势。诗到唐已发展到高峰,难再创新局面,词正是诗渐趋衰微时出现新的文学形式。词的兴起也受外乐传入的影响,唐时多外来音乐,宴会时多以外乐便兴盛起来。
词的兴起亦源于五代时南方文化发达,五代时战争频仍,南方战祸较少,社会安定,因此文化得以发展。西蜀、南唐的国君都好文学,南唐更成为文艺发展的地方。而宋初政治经济较稳定,宋初局面较安定,都市繁荣,人民对文娱活动的兴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间的词更兴盛。
分类
按体制
按长短规模来分,词大致可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或以上)。一首词,有的分为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为两段,称为双调;有的分为三段或四段,称为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来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等九种。
按形式来分,词牌主要有分为三种形式,即平起式、仄起式、平仄转换格以及平仄通叶(xíe)格。其中“平起式”与“仄起式”则为一韵到底,另外也有上去通押。平仄转换格则为平韵与仄韵相互转换。平仄通叶格则是一句中为一个平韵与一个仄韵。一般为一仄二平。
例如词牌《忆王孙》以及《采桑子》为平起式。
《忆秦娥》以及《踏莎行》为仄起式。
另外词牌《虞美人》以及《定风波》为平仄转换格。
而《西江月》则为平仄通叶格。按拍节来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为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风格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豪放派和格律派。
发展
晚唐五代
自中唐起,已经有一些文人开始从事词的创作,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不过作品大都不多,只是诗余之际的创作。而晚唐温庭筠,是最先专心从事词之创作的词人,他的词多写闺情,描写女子容貌情态、服饰和心理,以浓艳华美为主,满是香、玉、金、钗、锦、绣等字眼。手法上表达细腻,造语清新,善于描绘具体鲜明的形象,细密婉约,情意悠远。
到晚唐五代之后,词的创作越渐流行,期间词的创作大多为儿女艳情,离愁闺怨的风格,后世称为花间词。
五代与温庭筠齐名的有韦庄,他与五代时期的重要词人冯延巳、李璟的词作,都较温词清丽自然,在五代与温词并为两种流行的风格。在风格上,温词明艳,韦词淡雅。温词深隐含蓄,韦词直接抒情。
而五代成就最高的词人为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前期的词,反映豪华富丽、风流浪漫的宫廷生活,多温馨绮丽之作,仍然呈现花间词气息;后期的词写家国之恨,拓展了词的题材,感慨既深,词益悲壮。李煜词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挚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语言明净洗炼,通俗生动,接近口语,与花间词缕金刻翠,堆砌华丽词藻的作风迥然不同。至名词评家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并开北宋一代风气。
北宋初期
北宋前期词人基本上继承了五代婉约清丽的词风,多写春愁秋恨、离别相思。体制上,承继晚唐五代遗风,仍以小令为主。代表词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欧阳脩、张先(990-1078)、晏几道等。
晏殊、欧阳脩等,都是达官贵人,作品都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风度,但作品个性极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几道的作品则把五代南唐、花间的词风发展至高峰。在这一期的词人中,范仲淹于温婉中寓豪宕之气,下启苏轼豪放词风。张先创作了一些慢词,对慢词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北宋中期
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由小令时期进入慢词时期。有“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之说。柳永开始大量作长调,喜用慢词,以长调的形式和手法为主。在词的内容方面,柳永也有所开拓,内容多写都市的繁荣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恋情相思外,他还写都市的繁华、山川的壮丽、羁旅愁思、怀古喟叹。作品长于铺叙,曲尽形容,善于白描,意境秀丽,情景交融。
其后苏轼在婉约词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丰富奇特、个性鲜明。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等题材,无一不可入词;他又开拓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格调,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又以诗为词,词境圹大,个性分明。不过当时仿效苏轼的人不多,即使苏门学士黄庭坚、秦观,词风都近柳永而不近苏轼。
北宋后期
到了北宋末之周邦彦,于慢词的审音调律上有所贡献,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其词情感真挚,富艳精工,善用典故;词之技巧、格律进一步深化成熟。周邦彦词影响大多数南宋词人,有结北开南之称。
北宋末期女词人李清照,善于表达女子闺阁之情。前期生活美满,作品热情明快天真;后期丈夫病死,又逢国家破亡,都一一映入词作之中,缠绵凄苦,而入于深沉的伤感。她喜以浅白之字、寻常之语入词。
南宋初期
南宋初期金兵入侵,中原沦陷,南宋主和派当政,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故词坛兴起豪放之词风,代表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岳飞等,多豪放激越,悲凉沉郁之词。
辛弃疾词风悲壮,大量用典,多比兴寄托,充满济世爱国的热情,多爱国伤时及复国之作。
南宋中期
南宋中期。代表词人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格律派雅词由以兴起,讲究声律,注重词藻。
姜夔词多是纪游与咏物之作,其中偶然流露对于时事的感慨,更多是抒发身世的飘零和情场的失意。他精于音律,自度曲颇多,并琢炼字句,词风高雅。
吴文英词造句炼字工巧,音律优美,然词意太过隐晦。
姜夔词骚雅清空,吴文英词质实,两派词皆影响后世词人很深。
南宋后期
南宋后期元人入侵,南宋覆亡,词人目睹时艰,心伤离乱,于是发为悲苦之音。主要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进一步发展为姜夔风格的格律派,词多咏物寓意,以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遗民身世的凄凉,以周密、张炎、王沂孙为代表。
另一种趋势是继承辛弃疾的词风,沉郁悲壮,充满亡国之痛,以刘辰翁、文天祥、汪元量为代表。
元代及以后
到了元明两朝,优秀的文学作品渐转至戏曲与小说,常有词衰于元,或词衰于明之说。至清代又有所复兴,出现不少词人和词的流派。
传播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到13世纪的繁荣,是目前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目前中国境内的西北、东北广大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
清代与近代词学评论
清初的浙西词派,为救明词之弊,主张尊南宋词、尚醇雅,以姜夔、张炎为圭臬。戈载的《宋七家词选》将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列为宋七大词家。而到之后的常州词派,张惠言有感于浙西词派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提出了“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词作应该重视内容,并推崇唐五代,轻南宋词。张惠言的词论有超越前人之处。但他的词学评论常缺乏逻辑论证,不能实事求是,如论说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都有政治寄托,即失之偏颇。而再之后的周济,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言:“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但他得论述不囿于张氏的立论,以周邦彦﹑辛弃疾﹑ 王沂孙﹑吴文英为词四大家。
而到晚清,一部分传统词派的词人,如况周颐等清末四词家,受到常州派的影响。而况周颐著有蕙风词话,集合前人词话,强调作词有三要: 曰重、拙、大。并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另外受到西学影响的新氏词派,如王国维著之人间词话,对词学提出不同意见。王国维喜爱北宋词的天然明畅,否定南宋词的雕饰及词旨晦涩,以情感的真挚为评词标准,对南宋雅词(如姜夔、吴文英、张炎词)评价甚低。这些观点在后世影响很大。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深受王国维影响,又建立了新的词史观。1927年胡适《词选》问世,在《序言》中,认为姜夔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他批判词匠的词“重音律而不重内容,侧重咏物,多用古典,又缺乏情感与意境,没有文学的价值。词发展到‘词匠’的阶段,便已到不可挽救的末运。胡适提倡白话,以通俗自然和真实作为审美标准,大程度否定南宋雅词与清代词。另外如胡云翼等,受时代的影响,也形成了重豪放、轻婉约的词学观,他的《宋词研究》初版于1926年,认为“宋末的词已经变到无可变了。所谓作家作词,也只是在旧词里面换字斟句并无新意,不值得我们加意来叙述。上世纪30年代,部分传统的词学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对风雅词派看法也比较公正。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词学观却几乎是二三十年代偏颇观点的延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于1957年,书中把婉约派词人如周邦彦、姜夔等人称为格律派而加以贬低。1962年胡云翼的《宋词选》出版,对南宋末风雅词的看法则更加武断。在该书的《前言》里,胡云翼批评姜派词人远离的社会要求,将姜夔一派视为词坛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审美理想的反映,因此进入新时期以后,词学界对此前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进行检讨,开始重新审视南宋末的风雅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南宋末风雅词人的拨乱反正也得以展开。如万云骏在《再评胡云翼<宋词选>》中认为,“解放以来对宋词的研究状况用五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言必称苏、辛’”,其表现是对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评价高、研究多,对婉约派除二李外评价低,对周、史等人基本上否定。万云骏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至抗战之前,对宋词的发展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显然分成两派,“一派主要以古人作品与前人论说为据,如王易《词曲史》、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张振铺《中国文学史分论》等对周、姜、史、吴等的评价很高,而对苏轼、辛弃疾也肯定其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另一派则以‘白话’为评论作品的准则,一反前人之说,可能也未遍读宋人的词,或读而未必深人。
著名词人
下面列出几位广为人知的词人,此外欢迎参看详细的词人列表。
晚唐、五代
温庭筠(812年-870年)
韦庄(836年-910年)
张泌
李珣(881年—930年)
冯延巳(903年-960年)
李璟(916年-961年)
李煜(937年-978年)
北宋时期
柳永(985年—1053年)
晏殊(991年—1055年)
欧阳修(1007年—1072年)
张先(990年—1078年)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晏几道(1030年—1106年)
苏轼(1036年—1101年)
黄庭坚(1045年—1105年)
秦观(1049年—1110年)
周邦彦(1056年—1121年)
南宋时期
朱敦儒(1081年—1159年)
李清照(1084年—1155年)
陆游(1125年—1210年)
朱淑真(1135年—1180年)
辛弃疾(1140年—1207年)
姜夔(1155年—1221年)
文天祥(1236年—1283年)
周密(1232年—1298年)
王沂孙
蒋捷(1245年—1301年)
张炎(1248年—1320年)
元明时期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
元好问(1190年—1257年)
清时期
陈维崧(1625年—1682年)
朱彝尊(1629年—1709年)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
陈廷焯(1853年—1892年)
朱祖谋(1857年-1931年)
况周颐(1859年—1926年)
近代
梁启超(1873年—1929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叶公绰(1881年—1968年)
汪兆铭(1883年—1944年)
吕碧城(1883年—1943年)
毛泽东(1893年—1976年)
夏承焘(1900年—1986年)
唐圭璋(1901年—1990年)
詹安泰(1902年—1967年)
沈祖棻(1909年—1977年)
饶宗颐(1917年—2018年)
邱世友(1925年—)
李岚清(1932年—)